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数字时代，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并不匹配。当今，较大的地缘政治摩擦是由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所决定的。合作与竞争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需求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对立。要想共同生存，我们就需要在安全、气候变化、发展、不平衡等方面开展合作。竞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它推动我们进步、追求成就，但它也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引发分歧。尽管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中美两国对这些现实的不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双方的地缘政治对抗。

一、帝国与文明 

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来说，合作是重点。差异是现实，需要接受并加以应对。在创新和成就方面，竞争应当受到鼓励；但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文化冲突时，竞争需要得到控制。对于美国这个帝国来说，竞争是主要驱动力；差异是对实力的考验，要通过对抗来解决。合作关乎具体的利益，本质上只是一次广泛的、胜负未分的较量中的暂时性战略停顿。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价值观的冲突。

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历来将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全世界。但当今的多边世界更希望应对分歧，而不是就其进行对抗。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多极化世界的核心愿望，让那些决心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被外国资本左右的国家产生了共鸣。当前，世界上有56起军事冲突正在进行，是二战以来的最高记录，涉及92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追求和平稳定，而非激烈的竞争。

中美之间的分歧已成为塑造多边世界的关键所在。希望美方成熟起来，并认识到通过把价值观强加于人来构建同质化世界是不可能的。美国曾参与过108场军事冲突，其驻军几乎遍布全球，仅有三个国家除外。在美国248年的历史中，只有17年没有发生冲突。但如果算上对原住民的背信弃义和压迫，那美国从未真正处于和平状态。

根据美国例外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发展使其注定有权攫取利益并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中美两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合作是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历来只有在面对危机时才会改变。在美国放弃“美国例外论”之前，中国除了在战略上保持耐心外，几乎无能为力。

二、技术与安全

技术在变，人却不变。你无法选择出生的时刻，但当你有能力做出理性决策时，你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些选择塑造着你。

在安全领域，人可以分为三种：能发现问题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能预防问题的人。罪犯也分为三种：一是那些因信仰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人，即恐怖分子；二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人，即职业罪犯；三是逞一时之气或愚蠢的人。

对于那些可以被改造的人，应该给予他们机会；而对于那些无法改造的人，社会必须加以防范。没人会放走一条极具攻击性的狂犬；同理，如果一个人无法被改造，就不应获释。这在网络犯罪领域尤其适用，因为一旦这些犯罪分子被定罪，几乎没有合法的出路。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惩罚观念，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人们通常将暴力与身体伤害挂钩，但在数字化时代，其他形式的暴力同样可能带来严重的危害。发生在数字领域的盗窃、勒索、欺凌同样真实。

每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拥有远见卓识就意味着能够预测这些问题并准备下一套解决方案。一个人看得越远，所采取的行动就越有效。但正如下棋，时间久了，可变因素就让人应接不暇。

真正伟大的远见卓识者关注的是价值观，而不是可变因素，因为人是不会变的。安全是稳定的关键；而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未来。每个国家都有权确保自身安全，并自主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正基于这一前提努力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国家安全和国内安全对于这一构想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安全，没有保障，发展也不可预测，那么这个社会便无法正常运转。世界多极化发展促进了贸易往来，但也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带来了更多安全问题。

各国政府必须以更高效的方式思考问题、相互沟通，这就需要在数据共享和引渡事项上达成协议。与过去不同，网络罪犯往往可以在远离受害者的地方实施犯罪。通过制定标准化协议并共同遵守协议，教育、安全和执法机构便可加快信息流通过程。这在数字化时代至关重要，因为时间是关键要素。

安全和教育领域的组织应当紧密合作，在新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参与研究、提出建议。他们的重点是确保这些系统能够高效运作，同时提供足够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滥用。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数字领域的执法同现实世界一样，需要人们的信任。不同的是，你的伙伴很可能在世界的另一端。这就要求政府将情报职能与警察职能分离开来，并确保行使这两类职能的机构相互独立。这是一个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才能建立和维持的体系，其中充满了挑战。评判网络犯罪防治工作的最终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受害者的关怀程度；二是抓捕罪犯的效率。

重点应始终放在思想上，而不是武器上。如前所述，信任问题将政治与真正的安全需求置于对立面。共享最新的指纹、面部识别和犯罪记录数据对警方的工作至关重要，但也会引发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个人需要判断的是，关于背景信息、犯罪统计和个人数据，哪些内容适合共享。讽刺的是，人工智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警察可能在其他管辖区的案件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名字或犯罪模式，这就为破案提供了机会。比如，国际刑警的问题在于它提供的信息缺乏背景，无法提供足够的上下文支持。作为一个组织，国际刑警的规模远不如它所合作的执法机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合作沟通，其工作效率便会下降。

许多罪犯出国时都声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声称自己的犯罪记录是假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经验创造信任，这需要时间，但一旦建立起来，执法机构之间就会产生稳固的纽带。难民潮也为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创造了机会。必须以人道主义方式对待这些难民，但也要防止他们被用作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渗透点。

三、数字货币的应用

区块链和实名生物识别技术将大大提高安全性和可预测性。可信的信息永远是最有效的方法。使用主权数字货币除了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外，还将开启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新篇章。

匿名加密的支付方式和交易系统已经成为现实犯罪和网络犯罪的关键支撑。解决方案分为三个部分：支持数字主权货币；要求实名注册；将所有允许匿名的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定为犯罪。

2020年，中国非现金交易占支付交易的80%。2024年，这一比例达到97%。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推出数字人民币的目标是部分取代现金，而不是取代银行存款或私人运营的支付平台。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与实名登记相结合，并将允许匿名的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定为犯罪，将减少盗窃、洗钱、赌博、腐败、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融资，因为它可以更方便地对金融交易和政府税收进行记录，提高了效率。

数字货币的交易记录将极大地增加犯罪或恐怖活动中资金流转的难度。主权数字货币将记录所有交易及其关系，便于标记异常交易。这同样适用于恐怖分子筹资活动。数字人民币的另一个好处是，政府可以通过实时综合仪表盘了解和控制支出、收入、库存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

对中国而言，受益的程度与其规模相符，毕竟金融监管一直是一个难题。政府的问责制将得到增强，审计成本也将降低。实名注册制度的实施将把个人和公司的收入、财务记录关联起来，省去审计的需求，并允许政府在交易发生时直接征税。这将减少不明收入或支出，同时减少贷款申请的时间和成本。

商业上的好处之一是智能合约的使用将降低交易成本。智能合约是各方为创建有效合约而填写的表格。合同将风险分配给特定的一方或约定的第三方。合同随后由虚拟代理实时监控，确保各方遵守条款。这只能通过数字主权货币来实现。

例如，甲方生产手机，乙方希望购买100,000部手机。他们会填写一份标准的智能合约，来进行购买。智能合约有标准条款，将责任分配给一方或另一方。如果出现责任问题，例如物流成本问题，可以将责任有偿转移给第三方。智能合约完成后，算法会监控合约进度，并在出现问题时通知双方。

例如，甲方需要购买手机所需特定组件，并在约定日期前开始生产以履行合同条款，但未能按时完成。此时，双方将收到通知，之后可以协商延长时间或评估赔偿。另一方面，如果甲方按计划交付，而乙方购买资金不足，双方都会收到通知。资金将在智能合同条款得到履行后转移，从而避免拖欠。智能合同及相关方的行为可以通过算法进行追踪，从而使执法机构能够提前识别出行为模式和潜在问题。

要将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定为犯罪，最好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匿名交易并不是一种应该享有的权利。尽管隐私问题需要关注，但与犯罪和恐怖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相比，个人隐藏财富或交易的需求显得微不足道。

主权数字货币将降低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进行。它们不会对其他国家的主权数字货币或实体货币构成威胁，因为就像现有的纸币一样，它们的使用仅限于发行国。但是，它们将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替代方案。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所言，推出数字人民币的目标并不是取代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

请记住，全球亟需统一的警务行动是打击数字犯罪及其犯罪分子，否则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将面临严重后果。全球范围内，打击网络犯罪的警务工作所依赖的正是不同地区执法部门和人员之间的信任与沟通。建立和维持信任，并判断哪些信息应该共享，将始终由人类来决定，而不是依赖算法。这是为了在内部和外部安全的考虑之间找到平衡。